在江西景德镇——这个古名“昌南”，在英语中与中国同名的千年瓷都，各种售卖瓷器的大小商铺林立。孙立新的店面跻身其间，并不十分显眼，只有店门上方“陶瓷世家”的大幅题字显示出主人与众不同的身家传承。
店内面积只有十多平方米，柜架上陈列着他亲手设计的各种青花瓷瓶。偶有顾客来访，却没有流露出购买意愿，只匆匆浏览一番就离开了。
作为景德镇官方授匾的“陶瓷世家”第四代唯一的传人，孙立新希望自己创办的“孙公窑”不仅能重振祖上陶瓷作坊的辉煌，而且可以带动整个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复兴。
“孙公窑不只是一个作坊，而要成为一个陶艺研究所，只设计，不生产。”孙立新拍了拍在作坊工作时留下的一身粉尘。“将来，它要有花园，有池塘，有游泳池，设计人员在古典风格的环境里工作；还要环保，排放的水是清澈的，可以循环利用。”
“‘孙公窑’要成为像‘金利来’一样的品牌。”说到自己的“野心”，他爽朗地笑了起来。
孙立新的设想脱离了上百年来景德镇传统陶艺作坊的发展轨迹，这让他从事了一辈子陶瓷绘画设计的父亲孙同鑫觉得有些不安。然而，经历过景德镇陶瓷业几度沉浮的孙同鑫没有否定儿子的想法，因为这里早已成为年轻人闯荡的天下。
父亲指引的路
孙立新走上陶艺之路，深受父亲影响。“孙公窑”的特长在于瓷器的精美绘画既延续古代的经典图案，又融入了现代的审美观念。孙立新画技精湛，其父孙同鑫更是擅绘青花的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然而，现年41岁的孙立新说起小时候父亲对自己的严厉管教，仍是一脸不服气的神色：“父亲总是批评我，把我贬得一塌糊涂。”
1981年，在父亲的争取下，孙立新获得了父亲所在的红旗瓷厂的一个入厂指标，13岁的他成了厂里最小的工人。
“我要坐厂里的班车去上班，大人都同我开玩笑，不让我上车，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小小年纪就成了他们的工友。”孙立新回忆说。
红旗瓷厂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历史上，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的都是些大大小小的作坊，制瓷史相传长达1700多年，在清朝鼎盛时期规模达到数千家。但随后，这些作坊跟当时的国家一样饱受战乱危害，陷入停滞。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采取公私合营的模式，撤并大小陶瓷工厂与作坊，陆续建立起十大国营瓷厂，集中了当时从设计、制作到画坯等各方面的精英人才，红旗瓷厂便是其中一家。景德镇的陶瓷工业在这种有计划的整合与推动下又一次步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
“当时，景德镇的陶瓷厂非常红火，福利好，名声大。能在国营瓷厂谋一个编制，一点不亚于现在政府部门公务员的铁饭碗，很自豪。”孙立新说。
入厂头三年，孙立新是学徒，每天都要提早一小时上班，为师傅们烧水、泡茶、扫地、擦桌子。在中国传统的师徒关系中，这些都是学徒应尽的本分。做完这些杂活后，他才开始练习陶瓷制作的基本功——学画线条。
好的线条圆而立体，这样才能在上釉的时候挡住水。“我练习的时候，父亲会悄悄绕到我背后，猛抽我的笔。如果练得不认真、不使劲，笔会很容易被他抽走。如果发现我和别的学徒偷空聊天，他会抄起凳子就砸过来。”孙立新说。
严密的监督与苛刻的管教令父子关系十分紧张。父亲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方式过于急躁，便想方设法为儿子找更好的老师。终于，孙立新在17岁那年被辗转引荐给了一位影响他一生的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傅周海。
“傅大师教学很有特点。他告诫我，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眼界一定要高。搞陶瓷也一样，要读好书、看好画，不能把眼界看低了。”在孙立新看来，傅周海如禅师一般的教诲“点醒”了他——陶瓷制作是一门海纳百川的艺术，而绝非普通的技术。
双双下岗
正当孙立新学有所成时，瓷厂却陷入了困境。
上世纪90年代初，浸淫于官窑文化上千年的景德镇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落伍了。曾经承担过“人民大会堂用瓷”“毛瓷”等重要生产任务的国营瓷厂因为设备老化、产品过时、经营观念落后和来自沿海城市的激烈竞争而走向衰落，产品严重滞销。
作为挽救措施，政府着手国营瓷厂改制，大批职工下岗或提前退休，只留下一小部分人维持工作，即使是这部分留下的职工也因为瓷厂减产而无所事事。而在全国范围内，至少三千万工人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中下岗。
当年因在同一家国营瓷厂工作而引人羡慕的孙同鑫、孙立新父子没有成为例外，双双下岗。
孙立新想到了去南方打工。彼时，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民营陶瓷企业已经在细分市场，引入资本，一路扩大产业规模，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可是，他的想法却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
“父亲当时对我说，你要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厂子不行了，要想办法维持，不能一走了之。”孙立新回忆道。
在许多像孙同鑫一样的老工人心里，国营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政策，如家一般温暖和亲切，接受倒闭的事实对他们来说很难。所以，不管厂里发不发得出工资，也不管多少年轻人外出打工，孙同鑫仍然每天坚持到工厂上班，想尽自己的力量将厂“撑下去”。1994年下岗后，他又到被私营企业主承包的红旗瓷厂里打工，一干四年，每月只领取300多元的基本工资。只要老厂还在，他就不会去别的地方。
然而，孙立新还是离开了，不仅因为国营瓷厂的衰落，还有景德镇日益恶化的环境。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景德镇的瓷窑仍以燃煤为主，一根根耸立的烟囱，在铸就陶瓷文化的同时也让当地的环境不堪负荷。
据当地政府的统计，景德镇30多平方公里的市区里曾林立600多根烟囱，每年消耗煤200万吨。污染最严重的时候，每月的自然降尘量达到54吨／平方公里，如果一年不清扫的话，烟尘可达到三、四十厘米厚，比北京年降水量的一半还多。
“那时真的特别想离开。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烟囱就开始排烟了，整个城市上空黑压压一片。走在路上，每一步都能带起来一片烟尘，鼻子、耳朵里全是灰。”孙立新说。
即便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也不愿听“外人”说家乡的不好。1993年在去深圳打工的火车上，一位乘客和同伴聊天说起景德镇，称其是垃圾城市，火车经停一下，衣领就变黑了。“我一听怒火就窜上来。不错，景德镇是脏，但这是陶瓷工业造成的，黑烟灰下面是精美的白瓷器，不能否认景德镇的贡献啊！我就和他吵起来。”孙立新回忆道。
孙立新外出的第二年，景德镇市决定淘汰煤窑，改建气窑，几年间拆改了190多座煤烧圆窑，拆除了绝大多数烟囱。全市每年削减烟尘2万吨，二氧化硫1．6万吨。
复兴的梦想
在深圳期间，孙立新在公司里搞过陶瓷设计，为酒店、高尔夫球场设计陶瓷摆件，月收入有三、四千元。
不过，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还有机会成为室内装修的设计师。在深圳打了两年工，他又去了珠海，在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工作，第一个月就赚了两万元。
“这要感谢傅大师。他指点我看精品，也鼓励我广泛涉猎。所以，除了学中国画外，我还看了好多其他种类的书，包括室内装修的书。看了，我就记住了。”孙立新说。
亲眼见识了外面的精彩后，他替父亲感到惋惜。“父亲要是能来，一定能充分发挥他的专长。他是对景德镇感情太深了，搞艺术的人感情都很丰富。”
孙立新并不是不挂念景德镇，他在等待时机。
就在他外出的这几年，作坊式的个体陶瓷生产和销售机构又开始大量出现在景德镇的街头巷尾。一方面，这些小作坊能够迅速地调整产品结构、降低成本，适应市场需要；另一方面，它们也生产出大量毫无创新的低端陶瓷制品，在地摊上出售，折损了景德镇的品牌价值。
1998年，孙立新带着在南方打工赚来的第一桶金回景德镇创办了“孙公窑”陶瓷研究所。“我外出打工，不纯粹是为了赚钱，还为了丰富自己的思想。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工业间谍，不断偷学人家先进的管理、工艺和生产方式。”孙立新说。
说是研究所，“孙公窑”看起来更像是孙立新曾祖父经营的“孙荣记”作坊，租用的是原红旗瓷厂的食堂，陈旧的工作室里堆放着工具、坯件以及成品和半成品，主要设备是花4万元购买的一座燃气窑。
孙立新的“深圳式管理”一开始就碰了钉子。“在景德镇做事靠友情而不是靠制度。来我这里的师傅都有些资历，如果我指出他们哪里做得不好，他们会觉得没面子，不仅自己不改正，还和其他工人们串通起来不干了。”他回忆说。
而“孙公窑”也和其他手工作坊一样，在市场大潮中摇摆。2001年，制作现代陶艺制品的“陶吧”流行，“孙公窑”也改做现代陶艺。2003年，现代陶艺制品滞销，“孙公窑”又回到复古路线，孙立新也重拾自己的专长——青花瓷的设计和绘画。
现在，孙立新似乎找准了方向：“景德镇要复兴必须经过两场革命：一个是思想革命，提高工匠对世界、对市场、对生存方式的认识；另一个是工业革命，既原材料的改良和工业化生产。”他说。
“一定要把民间的优秀设计量化投入生产，”孙立新说，“景德镇的优势在于工匠的技艺，所以不能完全放弃手工，但应该找出一条提供技术与厂家合作的路径。”他说。
孙立新梦想着“孙公窑”能完全转到陶瓷的设计上来，进而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的陶艺家，再向各类陶瓷生产商出售他们的创意。
“工业革命成功了，复兴时代就到来了。”他说。
